重大题材的报道一直是新闻宣传的重中之重。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编辑部要我担纲写系列报道。这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考验。但能不能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我心中顾虑很多。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历史，新闻媒体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宣传，读者也大多了解，如何写出新意，让读者感兴趣，对我来说确实感到有点难。

好在经济日报社领导和同事都很关心，连续开了两次策划会，为我出了不少好点子，同时决定为我开设《纪念建党80周年革命圣地踏访》专栏。就这样，我于去年5月1日开始在北京采访，5月9日离京去上海，然后转道湖北、江西、福建、贵州、湖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北、广东等省市区，历时两个月，共写了19篇文章，7万多字，至今想来，收获不少。

一、深挖重大事件背后的"为什么"

报社之所以选派我进行革命圣地踏访，是因为我曾经徒步采访过长征路，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做过一定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第一手的党史资料。

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50周年，我沿红军长征的路线，徒步实地采访，翻越五大雪山，横穿草地的中心沼泽，丈量出红军翻越过的雪山垭口和沼泽地的海拔高度;并且，每走到一个地方，都是50年前红军主力同一天的宿营地，同时还要每天写出一篇稿件。在一年零三天里做到了风雪无阻，伤和病硬挺过来了。这次采访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我清楚地知道，17年前，全国报纸较少，新闻报道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今天富有特色的报刊到处都有，而且都在为宣传党的80周年精心策划。我如果再写见闻式报道，显然是不行了，必须写出新鲜的、有内涵、有特色、有可读性的深度报道。

观念变了，定位有了，但要做起来仍然不易。编辑部给我配了一位很强的助手--经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钟劲。我们觉得要避免史料的堆砌、事件的罗列和文章的肤浅，应当抓住每个重要地点的最重大的事件为主线来展开可能会好一些。我们也学习和研究了一些成功的连续性的专题报道，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是既有单篇效应，又形成全局联动，能让读者看了上一篇还想看下一篇。

我们还研究了读者的需求。觉得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人们需要通过重温党的历史，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揭示我党取得胜利之必然的背景。所以，我们决定从隐藏在重大事件背后的"为什么"着手去探讨和采访。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的红楼，它在我党历史上十分著名，因为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酝酿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之一。我凝望着红楼，它的古朴和庄重使我想到了有人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犹如普罗米修斯引来了"天火"。这使我受到启发：中国那么大，为什么"天火"会在北京燃烧?再进一步想，为什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伟大理论为什么在武汉确立?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选中山高林密、路曲水险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对于用"为什么"去写这组系列报道的设想，得到了编辑部的批准。我们又进一步具体研究了如何从纵、横两个方面去运用背景资料的问题，目的是凸现整个报道的新闻主题和深化新闻主题。实践证明，现今读者对相关的新闻背景的关注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新闻主体本身。我在瑞金写了战火中的中央财政为什么能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保证了民需和军需这一问题。6月6日见报的当天上午，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接通了我的手机。他说：文章看到了，很是感动，我一定要尽快抽身和我的同事去瑞金郊外的叶坪，去看看当年的财政部旧址，学习和研究当年的红色财政专家们是如何勇敢地担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家理财的重任的。不久，项部长去了瑞金。他回来后，对我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去了瑞金，受教育很深。希望你们今后能多写点革命优良传统的报道。"

二、围绕重大事件，既要突出新闻性，更要关注

当前正在发生、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形势在重大题材报道中，对相关历史资料加以精心选取，既可以起到诠释作用，又能增加文章的历史纵深感和厚实度，但是用得多了，新闻性就会减弱。如何掌握好这个度，我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着。

一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历史中发现新闻。

读者可能都知道上海的"一大"会址，但对于在上海召开的"二大"、"四大"，却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在采访了"一大"会址后，又用了两天时间寻访"二大"、"四大"会址，收获不小。我在文章里写道：

"'一大'会址天下皆知。'二大'会址也有迹可寻。'四大'会址的原建筑已不存在。'二大'会址位于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一大'代表李达所租的寓所。这是一处被繁华喧闹紧紧挤逼的静土--门口紧贴公路，房院左侧是一块缓冲绿地。'二大'会址尚未对外开放，院子正在整修。在这里了解到，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社和第一所培养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学校'就诞生于此。出版社在党内的名称为'人民出版社'，对外叫'广州人民出版社'。

"据史料，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二大'经常改换地点。

"'四大'会址现存只有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3516工厂的两栋宿舍楼中间的一块碑，这是1987年11月17日立的。据党史办的同志介绍，'四大'原址是租下来的一幢红色小楼，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

这些文字写的是史料，但因为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成了新闻。文章发表以后，连上海的好几个读者也打来电话，希望我就党的"二大"、"四大"的会址和会议召开的情况再写一篇。

二是从亲身经历的对比中反映现今的变化，以丰富新闻主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之路上，遵义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写遵义的文章一直很多，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宣传中，我该怎么写呢?为了避免雷同，也为了整个系列报道的体例和联动，我把写遵义的主题定位放在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上来写。

初稿出来后，我觉得报道的深度、力度是有了，甚至还有了高度，但毕竟这是个大家熟悉的题材，新闻太少，所以我在介绍会址后，补充了下面的一段话：

"对我而言，参观会议旧址已属旧地重游，这幢贵州匠人精雕细琢的小洋楼，17年前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这次参观又给了我新的收获，仅会议旧址我就又了解到三件事。

"第一是关于'遵义会议会址'题字。这六个字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应贵州省委请求题写的，据说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没有给其它革命旧址和纪念地题过字匾。

"第二是关于会议旧址原主人柏辉章。柏原为贵州军阀，后被蒋介石收编。红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洋楼。1949年6月，时任贵州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的柏辉章见大势已去，便向共产党投诚。为利用其在旧军队的关系，解放初期柏辉章被作为统战对象调入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但到了1952年，柏辉章因暗中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被枪决于遵义的凤凰山下。

"第三是关于会址的整修。现在游人看到的会址已比原来高出许多，由于遵义老城低凹，为防止水蚀，1964年政府对会址进行大修时，将整座楼房抬高了57厘米。"

我觉得这样一补充，不仅增加了新闻性，也增强了可读性。

三是从自己的体验中和尽可能寻求群众一道参与中去反映当前的情况和问题。

武汉，是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伟大理论的诞生地，而第一次进行这一伟大实践的地方是在井冈山。曾到过井冈山的人，想知道它今天的情况;没有上过井冈山的，想知道它的过去和今天。

我在井冈山夜以继日地进行了两天采访后，决定用我的体验和感受去反映当前的情况：

"结束了在江西省委党史办的采访，匆匆赶向吉安，晚上8点多到达井冈山。

"大家知道人民币百元大钞背面的风景是哪里吗?那就是井冈山的五指峰。这里山高林密，路曲水险，时到今日，仍然通讯不便。在从吉安往井冈山行进的路上，我用手机与自称能全国联网的北京的寻呼台联系，请求将呼机漫游到本地，得到的答复是还没有与井冈山市联网，而手机信号一进山则时断时续，说一件事得连拨几次。我想，毛泽东当年之所以选中这里建立根据地，的确费了一番心思。其实不惟毛泽东，朱德也对井冈山情有独钟：我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朱德在《三国志·魏志·武帝记》一章中的眉批：'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僻，养力以待，后多成功。'朱、毛联手于井冈山，实因英雄所见略同。"

凡革命圣地，人们敬仰它，也期望很好地保护它，因为它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可是，由于多种原因，有些地点的保护工作不尽如人意，要是正面批评，觉得不合适，尤其是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要是不闻不问不写，我总觉得没有尽到记者的责任。我与钟劲商量后，决定还是应该用体验的形式写出来，既实事求是地告诉读者，也为了引起当地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只是应写得含蓄点。

比如，许多人都知道井冈山上的宁冈，因为那是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的地方。会师之前，也是在宁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命运的决定：落脚井冈山。地点是在宁冈的一个名叫古城的联奎书院里。我们去了，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一是在宁冈却找不到宁冈二字了;二是进不了联奎书院。后来依靠当地人士好不容易打开了锈蚀之锁。进得院门，只见满地青苔，到处布满蜘蛛网，毛泽东的卧室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曾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除了床上的几块木板和上面积满的灰尘，其它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与当地群众和干部进行了交谈，一些人觉得不可理解。所以我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宁冈古城被人们忘记了。令我更加不安的是：名震中外的朱毛会师之地--宁冈也被人忘记了：5月16日，我在茨坪向当地人打听朱毛会师之地宁冈砻市，他们的回答是：'宁冈没有了，砻市还在。'原来，井冈山市成立后，宁冈县被并入井冈山市，县名被取消了，以宁冈为名的乡、镇、村也没有了。当地许多人对我说：外国人都到这里来找宁冈，我们只能对他们说，宁冈山水还在，名字没有了。真令人惋惜不已。"

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当地订的经济日报不多，群众就自费复印，据一些信函或电话，我得知，竟复印了500多份。此事也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写作形式和内容也应根据主题的需要

有所变化和发展，用创新的形式来唱响主旋律新闻表现形式作为一种长期形成且相对稳定的文体，有它的特殊的构成因素和独特的表现手法，我们应当遵从这些规律。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新闻的需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新闻报道从内容到形式都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用创新的形式来唱响主旋律。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有时用界限分明的传统体裁去写，很难把一个复杂的内容写得条理清楚又有深度。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学习和研究许多交叉复合形式的新闻体裁。这次我尝试采用交叉复合形式的新闻体裁，使用了"专访"、"述评"、"评点"等多种形式，增加了报道的亲切感、厚重感。

比如，在这组系列报道的第四篇里，写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制造了"4·12大屠杀"。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共31万人惨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其中共产党人达2.6万人，几近当时共产党员总数的一半。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口，中国共产党人在武汉举行了"八七"会议。会上清算了右倾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了那句影响中国革命最深刻的名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按照体裁，接着应当写毛泽东的这一伟大理论提出后，劫后余生的共产党人是如何武装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但我觉得这样比较老套，于是插入了一段访问和对话。受访的是"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妻子王韵雪。老人是我采访中意外找到的。去年5月13日，在武汉珞珈山下，我拜见了这位老革命。当年的革命者大都去世，如今能找到这样的老革命并访问她，本身就是令人惊奇不已的新闻。我在这段访谈录的最后写道："老人谈起70年前那场大屠杀，坚定地说：'毛主席说得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要指挥枪，不然我们早垮了'。"这篇报道里，由于有了这段访问记和对话，不仅增加了信誉度，也增添了活力和亲切感。

评点或称为点评，经济日报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用了，实际上是编辑就某一篇报道直接发表观点，这种体裁颇受好评。所以我就自己试着在文中必要的地方评点上几句。比如，在系列报道的第二篇，我在阐述和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选在上海召开，接着又写了毛泽东等"一大"代表当年的回忆材料后，接着写了一段评点：

"我想，年轻和知识，给了最早的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勇气，使他们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事情，但也正因为年轻和'不知世事'，注定了共产党人要花很长时间，走很多弯路去完成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大文章。"

我到达延安采访时，感触最深的是时至今日，延安的老人们仍然深深怀念着党群血肉紧相连的那个时代，不论走到哪里，领袖与人民、党与群众、军队与老百姓之间亲密无间、鱼水情深的故事是最多的。我在叙述这些故事后，也用了几句评点：

"我想：我们党始终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多到群众中去认真解决问题，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有些地方变成了一句口号和一套形式主义的程序，那么就说明这些地方已经离开延安太久了。"

革命圣地踏访记，我一共写了19篇，每一篇里几乎都有几句评点。有的夹在文中，有的写在文尾;有的三言两语，有的夹叙夹评;有的为引导思考，有的为深化主题。去年6月17日，我来到了高州。这里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端之地。"我来到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高州大礼堂，这个约能容纳千人的会场，普普通通。我注视良久，默默沉思，不禁将它与延安召开'七大'的中央大礼堂、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大伙房联系起来。"行文至此，笔锋一转，我写下了40多个字的评点："中国共产党一贯富于理论创新，而且每当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相伴随的总有一次全党性的创新思考。"

就在这篇报道里，我在叙述了江泽民总书记为什么选择高州作为"三讲"调研点后，又写了一段话：

"在江总书记高州主持召开党建座谈会的'孙中山纪念堂'里，我了解到，这是1934年修建的。谈起孙中山，使我想到了，民族的兴旺离不开思想的升华，政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成熟，正确的理论代表了先进文化的精华。历史上曾有人用小农经济基础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去救中国，也有人试图从西方拿来'天赋人权'救中国，但都失败了。惟独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已经被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成功所证明。凝聚全党智慧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对这段文字，我在事后听到有的同行说是评点，有的说是透出评论色彩的感想。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单一的新闻体裁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时，以一种体裁为主，交错融合几种体裁写也许顺畅些，文章也许会更深刻些，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也许会更多些。

四、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要有自己的发现、

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判断写重大事件的系列报道，说好写也好写，因为事件重大，又是系列，可纵横取材，立体透视。想要写好，却亦难，因为是重大事件，影响大，关注的人多，写的人也多，大众的期望也高一些。如果人云亦云，写不出特色，读者不想看，自己写起来也没劲。

首先我试着从人所共知的新闻资源中，尽可能去挖掘新的材料，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让人们更加重视和关注。

比如，南泥湾，中外闻名。我先后三次去过南泥湾，每次看的展览、听的介绍、得的材料差不多一样，但我仍没有放弃发现新材料的念头。这次，我在南泥湾的几个村庄里作了访问，终于发现了新的重要线索，又找来史料反复核对后，写到了文中：

"大生产运动中第一个挺进南泥湾的是谁?我在南泥湾采访中了解到，是一个叫刘宗义的人。他当时的职务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建设厅公路管理局庆阳-临真公路分局局长。1940年12月初，他接到一项任务：负责找一块地理条件好、能垦荒种地的地方。刘宗义出发两天后，在富县的司家岔村遇上了一位姓王的老伯，听到了南泥湾的名字。第二天，刘宗义带着30多名战士进入了'树叶有一尺多深，仿佛走在橡皮上，忽上忽下'的原始森林，太阳落山时，终于到达南泥湾。

"刘宗义回到延安，将勘察、设计开垦南泥湾的第一手资料上报给当时主管大生产运动的朱德总司令。朱德同意了他的方案，并写了一封信，让刘宗义交给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指示合作开发南泥湾。

"1941年1月末2月初，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以后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的。

"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克服了缺粮食、无房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四月份就在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庄稼。这以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使垦荒队伍迅速扩大。以后许多部队及边区政府、中央军委等单位也相继开进南泥湾，形成了开荒热潮。"

这篇报道发表后，接到了不少电话，其中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对我说："我在延安好多年了，还不知道这个事哩，我们得好好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这些宝贵的史料。"她在电话中还告诉我：看了这篇报道，引起了兴趣，把前边没看的12篇也找来看了。

其次，我试着尽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去写。每个记者在采访和写作时都会碰到不少难题，我也不例外。这次我碰到的最大难题之一是每到一个圣地都需要反映新变化。记者都知道，写单篇的变化稍好点，写几个地方的系列报道就较难，写不好，每篇里都会写进硬梆梆的几条路、几座桥、几栋楼，几件好事，再加上一串数字和人们的吃穿等。

如何避免千篇一律呢?我就试着用自己的语言来写。

比如，为了增强新闻性，我在写《成熟于窑洞中的伟大思想》一文时，一开头就写了延安的变化：

"6月2日，来到久别16年的延安。

"16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我受报社编辑部的派遣，按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历经368个日日夜夜，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到达延安。

"16年过去，我和延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延安却变得年轻……"

接着我在围绕主题叙述了有关史料和走在黄土地上的感受后，又写了"延安在变，变得更美好。我从王侠那里得知：延安山水惟一没有变的就剩下宝塔了。"这样写，去掉了繁冗的数字，变得简单了，仍使读者感受到了延安今日的面貌。

第三，我试着进行自己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现在写重大题材，独家的不多，信息资源大家都在共享。我的想法是：重大事件我不可能独家发现，但我可以搞独家的分析、独家的判断。

比如，写遵义，必写遵义会议，一般来说，又必写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原因，而原因中，也大多是共同认可的政治上、军事上的几点。近20年来，我查阅了不少史料，包括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史料，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时，电台被打烂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有了自主权。这次在遵义采访中，我又一次请教了党史专家，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我在报道中写了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失去了联系。并进一步写了自己判断的结论：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了，党从幼年时期开始走向成熟。"

对于大家都知道的信息资源，有时仅靠分析来作判断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真正深入下去。比如说，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我去过三次了，前两次我也认为红军在雪山草地的最大威胁是过沼泽，所以伤亡惨重。去年5月下旬，我和钟劲第三次去了雪山草地，差一点被冻死、困死在漫天飞雪的山上，是斯旦巴、泽旺等藏民冒险救我们下山的。又一次的深入，又多了一点体会，我又一次研究了史料，反复核实材料，我作出了新的判断：最大的危险是疲惫、饥饿、寒冷，而不是沼泽。我在文中是这样写的：

"下长板雪山，向红原、若尔盖县行进。就进入了茫茫的草地。两年前我第二次到草地采访，由于高海拔反应，我昏倒在若尔盖，是藏族同胞抢救了一夜，第二天才苏醒过来。今天，我故地重访，对红军过草地时经历的艰难困苦，又有了新的体验，那就是红军遇到的困难环境恶劣之处，更为巨大。

"首先是疲惫。就拿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而言，他们从江西出发一路征战，且战且走，在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跨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到达雪山时，体力消耗很大，营养极度缺乏，战士们疲惫至极。

"其次是饥饿。雪山草地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反动派的诬蔑宣传，不少群众躲进深山，加上近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居住着2万多人口，物产不丰，数十万大军普遍筹粮不足，特别是在过草地的时候，许多部队未进草地即已断炊。而草地海拔在3600米以上，找不到一棵树木，见不到飞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人们通常以为草地的恐怖在于沼泽，其实红军过草地最大的伤亡并不在此，而在于饥饿。

"第三是寒冷。草地里不时飞雪，1985年8月我穿越草地时，尽管带了帐篷、两床被子、棉大衣、高统水靴，夜间写稿还冻得发抖。而当时红军缺衣、缺被、缺鞋，不少人进草地穿的是薄军衣和草鞋，夜间只能背靠背或相拥着御寒，有的却再也没有站起来。

"据史料记载：饥饿的红军吞嚼着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据统计，除雪山区牺牲的红军，整个红军约有一万人没有从草地里走出来。"

这种判断方式的写作方法是否好，判断得是否完全对，都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我觉得在没有独家发现采访对象，或信息资源大家共享时，形成独家的分析和判断，不仅可以增加可读性和深度，还可以增强报纸的特色。

"革命圣地踏访"系列文章受到了读者的关注，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如果说有什么体会的话，那就是：无论何种题材的报道，只要用心、用情去采写，都是大有可为的。"有耕耘才会有收获"。

(《新闻战线》2002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