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2006年，也就是我从业3年后才第一次知道特稿。当时我从长沙来到广州，进入刚创刊的《南都周刊》，这是一份立志以《纽约时报杂志》为品质标杆的新锐刊物，到处洋溢着对“特稿”的热情。

我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湖北黄石采访警察吴幼明，他因发帖揭露当地交警罚款内幕而被处理。我在一个被货运铁路贯穿的小镇找到了他，这是我见过最个性的警察，热爱摇滚和地下文学。编辑很兴奋，认为那很“特稿”。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非常不堪的写作经历。这个“特”字让人云里雾里，我起码重写了三遍，每一遍都筋骨寸断，某种范式被打破。媒体时代也大致如此，市场化转型敲碎“脸谱化”新闻，特稿无疑是其中有力的一支。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它的术语色彩远大于外界认知，一名特稿记者可能不止一次窘迫地解释：我的工作就是将新闻写得好看一点。

特稿很难定义。回溯其英文词源是“Feature Writing”，字面意思按理是“专题报道”，但移植到中国的新闻语境就很不靠谱了，完全是另一个范畴。纵然释义纷繁，特稿的内涵终究通过行业实操逐步固定下来。此后，以《南方周末》提出“中国式特稿”为标志，其本土化进程开启。

总的来说，特稿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性和创造性兼备的新闻。题材不强调时效，表述更注重故事，篇幅也更宽松。在纸媒的全盛时期，特稿被视作彰显实力和提升美誉度之举，组建“特稿部”曾成一时风气。

也因为是舶来品且探索时间不长，特稿在中国根基尚浅，特征之一就是实践有余而学理不足，技法经验多以作坊式师徒相授，徒添不必要的神秘感和门槛幻觉。我们有必要揭一揭这冰山一角，展现一篇特稿的一锤一炼。当然，囿于个人经历，它将更多以我曾供职的南方周末特稿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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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最早为《南方日报》周末增刊，不乏故事基因，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特稿要到2003年才出现。时值非典，专题部主任杨瑞春和记者李海鹏在广州总部讨论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的死讯。杨说这个题材她想做成“特稿”，李说他也这么想。

这简单的对话成了南方周末特稿的起点。当年6月，《举重冠军之死》出来了，并且在报社内部引起震动。大家觉得新闻这样写不错，摒弃老套的叙述、铺陈、剖析，紧紧抓住故事，通过细节和冲突推动读者情绪，最终意会一些更大的“问题和道理”。

之所以将界线划到这篇，因为较之以前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类型，它更具新闻专业主义色彩，无论在价值内核和文本精神上都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这样的演变是市场化的必然，读者只会为更高的品质买单。特稿的新风让行业兴奋，新世纪萌芽数年后便成逐鹿之势，比如另一个重要流派——中青报的“冰点”。

纵然名声鹊起，围绕特稿的争议却不绝。除李海鹏外，南香红、关军等也做了非常大胆的探索。他们逐渐从具体事件中抽离出来，触摸特殊群体和现象，例如盲艺人、孤独症、四合院、同性恋等，笔触细腻且充满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也在某种层面与传统新闻观抵触，例如题材过软和文学手法的滥觞。这种声音从未消失，直至我入职的2008年仍时有发生。

当时我刚从汶川地震现场归来，一篇关于羌族灾后命运的长篇特稿被引起注意。当年8月，我从《南都周刊》内部调岗至《南方周末》。此时距《举重冠军之死》发表已5年，南周特稿也日臻成熟。最初的“专题部”，已陆续改为“特稿版”和“新闻二叠”。编辑则从杨瑞春、张捷、李海鹏到朱红军，题材范围也进一步延伸，发展为以社会新闻为圆心，文化、经济、商业、科技、环境等多领域应用的报道类型。也就是说，特稿既是文体，也是技法。

那什么样的题材适合特稿?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事情，由于真实性的限制，意境和审美的高门槛，猎取特稿题材的过程就如激流淘金，蹲了半天也可能一无所获。如果你翻阅不同媒体的内部资料，标准更繁杂得惊人。

事实上，它们都有相似的指向。在我担任南方周末特稿编辑的2012年，我将其简化为三大核心问题，即：

一、从叙事学角度审视故事的质地。包括情节的复杂度、冲突的激烈与否、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可选择的叙述方法等。通俗地说，就是故事好不好看，带不带劲儿?

二、故事背后是否指向一些公共性问题?特稿的基础是故事，但不是所有故事都能成为特稿。王宝强婚变再精彩绝伦，也只会是猎奇的宠儿。因为它没有公共性，也就是没有足够广的群体关联和公共利益影响。什么是公共性问题?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恶性犯罪、城乡二元差异等等皆是。

更形象地说，特稿故事应该是“花瓶状”，入口很窄，一旦进入，内里将足够辽阔。这也是特稿为什么反对宏大叙事的原因之一。

三、是否折射一些终极意义?即在故事和问题以外，能否抵达更具哲学色彩、相对永恒的层面。例如人性、正义、伦理、价值观、文明冲突、人类命运等。

通过这三点的锚定，一个具有特稿潜力的题材就基本锁定了。多说一句，第三点的“意义”为可选项。一篇故事精彩、猛攻问题的特稿依然难得，“调查特稿”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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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确立艰难而值得欣喜，就像一个登山者走出密林看见远处阿尔卑斯山的雪顶一样。有了主题，从努力方向上是一大步，从程序上却依然初始。我们需要做一个周详的登顶计划，有人从北坡，有人从南坡，有人走之字，有人走山脊，放在特稿上就是角度选择和逻辑预判。

你也可以将其统称为“理解力”。互联网降临后，独家新闻的红利逐渐消退，题材的争夺变得集中和激烈。随着“猛料”难继，事实趋同，各特稿编辑部的“护城河”也向理解力层面后移，包括解析一个事件的视角、方法论、逻辑工具、实现路径以及更后期的叙事方式等，它们是一个特稿团队整体竞争力的所在。

再细分的话，理解力还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横向的前提是介入较晚，其他媒体已经把大路走尽，需要另辟蹊径，弯道超车。但如果你是首家或发现新的处女地，大可忘记角度，纵向进击，这时候可抵达的深度就是你最好的角度。

例如《伊力亚的归途》，其背景是2011年新疆的民生新政——解救并接回在外地的流浪儿童。虽有新闻点，但核心故事在后方，即流浪儿童身上，但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题材。各种苦难的童年，因其泪点属性，多年来已是各版面的常客，维族村庄、救助中心、志愿者、学者等能想到的方面均有涉及。

再发现新角度的可能性已接近于零。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洁癖者因躲避别人的脚印而把自己逼到墙角。同时我也发现了新东西，这么多报道里，均是些面目不清的人在讲着一些情节模糊的往事，也就是尚缺一个具有足够穿透力的人性大作。我知道我的“角度”就在那。

想清楚后，某些执念也随之泛起。那是2006年，我读到普利策特稿奖名篇《恩里克的旅程》，这是一个关于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故事。时为《洛杉矶时报》记者索尼娅·纳扎里奥在与她的危地马拉钟点工闲聊时，意外得知一个“死亡之旅”。在中美洲的丛林，存在一个由极端天气、饥饿、野兽、恶警、黑帮组成的延绵数千公里的生命收割机，等待着每年近5万名为生存或寻亲而经此的儿童。

索尼娅实地调查半年，终获一个满意的样本——洪都拉斯少年恩里克。他八次穿越边境寻母，充满残酷的黑血现实和复杂的人性因素。无论格局、细节、文学性还是终极关怀，都呈现一个伟大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我为之迷恋，并期望他日能写出致敬之作。于是，在新疆流浪儿童的报道中，我执意要寻找具有如此质感的故事。一个多月后，我遇到了伊力亚，一个被自己父亲诱拐行窃的维族孩子，在死亡胁迫和母亲召唤的交织中，逃亡万里，最终获得救赎重回故里。在我看来，他就是中国版的恩里克。

深刻理解一个故事的内涵和外延后，逻辑优势就建立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和运气。在出发前，特稿记者通常会阅读上10万至30万字不等的材料，以确保对事件及其背景最大程度的通晓。还有做采访清单，我曾见过列出100多个问题的同行。采访如破案，得把地毯上的头发丝儿都考虑到。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这将是一段与陌生人共处的未知时光。对采访对象来说，只是多了一个问东问西、连米缸上的花纹都不放过的神经质家伙，忍忍就完了。但对记者来说，则是需要八面玲珑、处处煎熬的一段，因为必须在大脑高速运转的同时，经受住海量信息的冲刷，此外还要应对突发情况和照顾对方的情绪。任何一种意外都可能无法挽回，好比你百转千回，却怎么也想不到栽在对方的口音上。

极度愉悦的时刻也是有的。如果遇上一个极好的采访对象和电影般的情节，那是大聊三天三夜也不够，直至你的多巴胺被掏空，身体因虚脱而发抖。2011年我采访伊力亚，以及2012年到缅甸采访时均曾体验。

采访的操作极其复杂，本质上是一场沟通策略和心理大混战。只要新的对话仍在发生，就没有人敢说能穷尽一切技巧。对此我有两个最基本的建议：真诚和换位思考。尤其是后者，除了官员和公共利益相关者，没有人有义务接受你的采访，与你合作必定有所求，哪怕虚荣、发泄倾诉欲也是。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所有应对方案才有正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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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特稿写作技巧时常充满误解。在我看来，特稿的“写”是系统工作的结果，是在建立信息优势后的重组和厚积薄发。毕竟我们不是在写小说，不需要拼想象力。故事就在那儿了，你只需给读者提供琳琅满目的“料”，并把它说准确、精彩和有趣。

文学技巧当然能为特稿增色，但任其泛滥则是另一种灾难。特稿写作必须、一定、必定是戴着镣铐跳舞，因为有真实性的巨大限制，这个至高无上的铁律，将惩罚一些不安分的笔触。

打个比方，如果我写小说，我可以信手拈来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末日四骑士，老王将会回想起母亲带他去见识雪莲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特稿，我采访老王：“你当时想啥咧?”老王说：“俺啥也没想。”以上所有技巧都坍塌了。

因而，一些为炫技而在事实上有所退让的做法实不可取。非常不幸，在特稿写作中具有实战意义的文学技巧少之又少，什么用典、象征、意识流，基本用不上。对特稿抱有过高的文艺想象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特稿最大的属性仍是新闻。但无须过度悲观，特稿为此所做的让渡将另有补偿，例如真实的魅力，它比其他形态的故事更具俘获力，读者因那种无法抵挡的逼近感而欲罢不能。

纵使坦陈了种种桎梏，特稿写作并非无技巧可循。我依然有两点建议：紧紧抓住“结构”和“逻辑”，前者如万丈高楼的图纸，后者如内部空间的设计，远观恢弘，进入又不会迷路。

体现到特稿上，文章结构代表着一种叙述的战略。故事可以靠时间来推进，可以沿空间跃迁，还可以依事实间的关系铺开，取决于不同的情节特征。例如，一场灾难和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情节从速度到影响都是迥异的，结构的选择自然也有所不同。

逻辑则比较抽象，大可理解为一种最大限度的全知全觉。想象一下，你是唯一坐上热气球看清森林脉络的人，那你就要为迷路的人指明方向，告诉他们每一段路的相互关系和通往的世界。

最后是字词句等微观层面。这也是大多数人最直观感知的特稿文学性的所在，即俗称的“文笔好”。这种形容其实很模糊，在我看来，做到语义准确、意境深远，并且对句式、节奏、音律有所执念，就是写得好。

《举重冠军之死》里有这样一句——“但是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赶在午夜之前，冠军与五月一起离去了。”命运的吊诡和无常感扑面而来，让人心生唏嘘。但如果写成“才力再也等不到明天，5月31日夜里，他死了。”那就非常没劲了。

这种微妙之处，非三两言能尽，需要吸收极其海量的文学养分，用时才挤出那么一点点。但我依然认为，“文笔好”并非天赋使然，而是在所有工序都达到卓绝之后，顺水推舟所碰出的激流浪涌。

走过这么多环节，一篇特稿该成形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征程，特稿之难，首在心志，技巧只是自然之事。纵然如此，仍不影响未来我们探讨更多的方法和规律，在特稿写作的诸多层面，并不存在那么多不可知论。(来源于叶伟民写作)